本报今年5月3日刊登的记者来信《岂能让学生使用盗版教材》揭示了武汉地区一些高校从非正规渠道购进《大学英语》盗版教材，致使盗版教材堂皇进入大学课堂。文章刊出后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半年过去了，这起盗版侵权案取得了令人振奋的阶段性成果：公安部门不仅捕获了两名犯罪嫌疑人，还查获了印制盗版教材的窝点，参与售假的有关高校也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罚。前不久，参加联合调查组的中央有关部门又联合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各级各类学校使用盗版教材的通知”。
武汉地区高校参与盗版教材的售假并非第一次。早在1995年，该地区部分高校就因为购进盗版教材受到查处。国家教委高教司为此专门发出了“关于加强教材供应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强调高等院校要严格教材管理工作，必须从正规渠道选购正版教材。通知下发以后，再加上经过一次大规模的集中打击，这个地区的教材盗版势头得到了扼制。第二年该地区《大学英语》正版教材的销售码洋从前一年的不足200万上升到了500多万，增长了3．9倍，净增388万码洋。
但好景不长，打假风头一过，盗版教材又沉渣泛起。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手段更隐蔽，方法更巧妙。高校教材科不再是清一色全部购进盗版教材，而是采用多头进货、真假搭配的方法，以真盖假，以假乱真。据湖北省权威部门的统计，1999年该地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学校课堂的《大学英语》教材已达总量的71％，其中混杂有大量的盗版教材。
此次由新闻出版署、教育部、国家版权局以及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联合发出的“关于坚决制止各级各类学校使用盗版教材的通知”保留并重申了1995年高教司通知的精神，规定更加详尽并更具权威性，再次强调了健全教材使用的管理制度，要求坚决制止和杜绝使用盗版教材的情况再度发生。
据了解，高校教材管理部门并非不清楚正规渠道与非正规渠道进货有真假之分，他们所以抛开正规渠道而从非正规渠道购进教材，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利益驱动——非正规渠道有比正规渠道高得多的折扣。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中央有关部门在加强行政管理措施的同时，应加强司法打击力度，一方面从销售渠道入手，追根溯源，查出盗版源头；另一方面对高校中为拿好处购进盗版教材的违纪人员要从严查处。如果教材使用单位“扎紧篱笆”，盗版教材就无缝可钻，就能极大地净化教材市场，维护著作权人和合法经营者的权益，盗版教材的源头也会因为销路堵塞而自然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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